教育学考研考哪些科目(教育学考研有哪些专业方向)




教育学考研考哪些科目,教育学考研有哪些专业方向

为了“比较教育学”的发展,中国近代教育学家做了哪些学术贡献?

弗洛伊德谈教育2022-07-1418:27四川关注中国的比较教育发端于清末,学科发展则始于民初,20世纪30年代逐渐从教育学科中分化出来,成为独立的学科。随着庄泽宣、常道直、罗廷光等一批留洋教育学者的归国,比较教育研究蔚然成风。这些学者一方面建立起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,出版比较教育著作;另一方面,他们又将比较教育研究与中国教育的变革相结合,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。在民国时期,庄泽宣、常道直与罗廷光等人已初步建立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,包括研究内容、研究方法以及编写体例。在研究对象上,他们共同将西方教育制度及其形成的背景因素作为研究的重心;在研究方法上,他们移植并发展了当时国际通行的历史-因素分析方法。

在研究体例上,庄泽宣主要以“列国并比法”见长,使各国教育制度的异同点、特色一目了然;常道直所使用的“逐国叙述法,则有助于窥睹一国教育体系之全豹”;罗廷光、钟鲁斋以“折衷法”为特色,突出问题意识,兼顾了国与国的横向比较与各国教育制度历史演变的纵向比较。为了更深入了解庄泽宣、常道直等人在比较教育理论方面所做之贡献,有必要从中国早期比较教育发展的历史中去考察。19世纪中期以降,如何将传统教育改造为现代教育,成为中国要面对的重大挑战。其时,知识分子纷纷倡导西学、翻译西书,其中不乏介绍欧美诸国教育状况及制度的内容。罗振玉、王国维是较早睁眼看西方教育世界的先锋,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育杂志《教育世界》。借助期刊平台,罗、王二人开始大量迻译西方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。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赫尔巴特、洛克、裴斯泰洛奇、福泽谕吉等著名教育家,最早则是通过《教育世界》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。

其中,关于教育制度的译介,日本的教育政策、各级各类教育的介绍占据了大量篇幅。此外,王国维在《学部官报》上也发表了《欧洲大学小史》、《法国之小学校制度》、《法兰西之教育》等介绍欧洲教育制度的文章。然而,这些作品或出自《英国百科全书》,或源于美国教育部的《教育报告》,著者并未对西方教育制度作深入的研究,只是单纯的介绍而已。20世纪初,清廷派遣了诸多政府官员赴日考察其教育制度,以期为中国的学制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榜。在遭受甲午海战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失败后,清廷决意以教育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,实行所谓的新政。设学部、立章程、废科举等一系列举措,不可不谓是亘古未有之大手笔,如不是国家、民族危亡,清政府决不会同意改革旧制。然新学制是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产物,并非源于中国本土,所以需向他国“取经”。近邻日本,因地缘、学缘的关系成为中国学制的首个效仿对象。1897年,姚锡光受张之洞委托,到日本考察学制。

在日期间,他对陆军省、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,回国后向张之洞做了《上张之洞查看日本学校大概情形手折》报告。这份报告成为张氏拟定《癸卯学制》的重要蓝本。1902年,另一位教育大臣张百熙为拟定学堂章程,派遣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。历经三月余,吴氏对东京、京都等地的各级各类学校做了周密的考察,详细记录了日本的教育发展、学制体系、课程设置、教科书等内容。考察报告洋洋洒洒十余万言,著成《东游丛录》一书。当代学者王长纯认为:“《东游丛录》内容几乎是记载日本教育的“百科全书”,该书全面介绍了日本的教育制度、教育思想和发展教育的具体方法措施,为清末教育改革提供了翔实而具体的材料,并未以后学制制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”。由此,足见该书之价值。不容忽视的是,这些考察者自身多为官员身份,考察的时间也较为紧促,所记之内容大多为日本教育制度的简要描述而已。尽管他们也意识到“教育之法,大致可得要领,独施之吾国,尚有须访诸君然后能定者。此大而未可草草。”

但是他们未能注意到日本的学制实际上仿自法国,也忽略了日本抑或法国已具备雄厚经济基础作为现代学制的支撑。此外,作为传统的士大夫,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一般是中国传统游记、日记的形式,带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。例如,同时期康有为的《欧洲十一国游记》、王韬的《漫游随录》等也存在相同的弊病。此种撰写的形式,夹叙夹议,既有异域的风土人情的描写,也不乏游客的想象与论议。然而,异域的风土人情往往只是这些“游客”们的道具而已,他们真正的目的并非在游记本身,而是要借游记之名,阐发他们教育改革思想之实,“游客”之意不在“山水之间”,而在“改良体制”也。如此写就的考察报告,往往缺乏客观性与科学性。

而且,这些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仍旧没能跳出儒家传统思想的窠臼。他们通常以中国文明为坐标,将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去揣度、想象西方教育制度中的各级教育的样式,或是以中国的知识体系比附西方的现代学科门类。因此,他们的游记或是考察报告,只能算作外国教育制度的介绍,在严格意义上说,并不能科学规范的比较教育研究。进入民国,随着留学欧美学习教育的学生日渐增多,对于西方教育制度的了解也随之日渐深入。在清末很长一段时间内,中国人对西方形象的认识大都是梦幻般的,谁都不能具体说出“大秦”、“泰西”的准备位置和内容。相比之下,民国初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认识,不再停留在“想象”、“猜度”之阶段,而逐渐趋于理性。

关于西方教育制度的了解,从广度来说,除了《教育世界》外,《教育杂志》、《中华教育界》、《进步》、《学部官报》等均对西方教育制度作了详细的报道,既有德国、法国、美国、英国等大国,其中也不乏瑞典、丹麦、韩国等小国;既有对各国教育制度的整体介绍,也有对初等教育、农艺教育、补习教育等各级教育的分类引入;从深度上说,这些文章中虽然大部分仍旧是迻译的内容,与清末的研究状况难分轩轾。之所以比较教育研究在清末民初长期停滞不前,这种局面与当时世界比较教育发展的状况是相一致的。詹姆斯·拉塞尔最早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课程设置了比较教育的课程。而比较教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迟至20世纪30年代。

从时间上看,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轨迹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基本保持同步。这是因为民国时期比较教育学家大多毕业于哥大师范学院,如庄泽宣、常道直、罗廷光、何友松、朱有光等。另一位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钟鲁斋虽然毕业于斯坦福大学,但是他的比较教育思想深受康德尔思想的影响,其研究方式基本也在历史-因素分析范式之内。故而,只有待庄泽宣、常道直等人留美归国后,形成比较教育的学术共同体之后,旧有的描述性介绍的范式才得以终结。与早期比较教育的研究者的著作,如吴汝纶的《东游丛录》、罗振玉的《扶桑两月记》相比,庄泽宣的《各国教育比较论》,常道直的《各国教育制度》与罗廷光的《最近欧美教育综览》脱离了主观心比法的窠臼,充分运用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,既有实证的量化分析,也有详细的解释与分析。

他们在书中对每一国家教育行政组织、学校系统,都附以清晰的图片,对各国各级教育的课程、学生数量都作了准确的统计,而不只是停留在主观的描述上,从而推动当时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化。在比较教育的内容上,晚清的学者大多著作对日本学制的介绍,其中虽也论及德、法等国,然大多都为零星的介绍。而庄泽宣这一代学者在国别研究方面作了极大的拓展,除了德、法、英、美、日、俄等大国外,对于意大利、丹麦、土耳其、瑞士、比利时、波兰等国家的教育制度也作了系统的研究。此外,他们还注重联系各国教育制度形成的历史,强调教育制度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关系的研究。因而,他们的研究成果或建议往往都清楚地言明,各国教育制度都各自有形成的“土壤”,不宜盲目的照搬与效仿。

在编写体例上,他们在注重突出特色的同时,也力图做到客观。譬如,常道直编著的《各国教育制度》,较少地参照著者个人的主观评述,而是以统计数据、事实、法令的呈现形式,展现各国教育制度的最新状况。相比之下,晚清学者著作的体例则过于简洁,正如王长纯所指出的:“吴汝纶的《东游丛录》对日本教育描述详细、具体、全面,但编写体例简洁明了,极易查找、模仿、消化吸收与操作,表现出急于效仿的急躁与盲目”。由此观之,庄泽宣、常道直与罗廷光等人对比较教育研究理论体系所做之贡献,远远超越了前代学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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